每吨52．78元，成交16万吨，交易额790万元——这是全国碳交易市场开市2分钟后的第一笔交易。［1］

全国碳交易市场于7月16日上午在北京、上海以及武汉三地鸣锣开市。

什么是“碳交易市场”？它与近期被反复提及的“碳中和”关系匪浅。我国的全国性市场，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更是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减少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

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我国首次提出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也合称“3060双碳目标”）。自那时起，碳排放议题即有了很高的公众热度。而即将上线的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正是推动这一目标的重要阶段性举措。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各类技术手段，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但多数人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搞碳中和？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

尽管全球变暖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政治意义，甚至有人声称，这是“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阴谋”，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气候环境日益严峻，极端天气灾害愈发频繁的世界。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显示，2019 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过去五年（2015～2019）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五个年份；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连续十年都比前一个十年更暖。

如今的气候问题早已不是一句“坏天气”就能简单带过的。其所引发的包括农作物减产在内的复杂连锁反应，正在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全球危机。

在全球性的合作框架下解决气候危机已经刻不容缓。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提出了“双碳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碳中和被写入“十四五”规划，作为顶层设计，必将覆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其指导之下，技术在变，行业在变，甚至资本市场也在变。作为未来40年中国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就让放大灯为各位讲一讲碳中和。

陈闷雷 ｜ 作者

放大灯团队 ｜ 策划

1

一个世界不团结的故事

碳达峰其实不是个新词，碳中和也不是什么新概念，至于碳交易更是早在1997年就写进了《京都议定书》。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全球变暖，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了三十年的国际议题。从最初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著名的《京都协议书》，再到美国表演反复横跳的《巴黎协定》，关于减排的国际协议不少，但有实际意义的却不多。

以1997年首开先河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为例，虽然是全球唯一自上而下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条约，但执行起来难同登天。首先美国作为协议推出时的主要碳排放国家，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加入过协议（克林顿政府签了字，但没有将议定书提交国会审议，小布什政府直接拒签）；到了2011年，加拿大又表示当初加入就是个错误，排放量最大的主体都不执行，这协议又有何用，于是率先退出协议。至此，《议定书》就已有瓦解之势。

2012年确立，2013年生效的第二承诺期情况更糟糕，数个缔约国直接拒绝了承担减排义务，《议定书》遭遇了实际意义上的失败。

至于被给予厚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吵成一团，最后连协议草案都未获通过。

缔约国多达191个，连美国都重新加入，看起来希望很大的《巴黎协定》同样面临巨大困难。该协定的长期目标是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2摄氏度以内，并尽可能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这一指标对应的减排幅度为45％。然而，根据缔约国递交的减排计划，即使所有目标均能实现，在2030年全球的碳排放较2010年也只能下降1％。

理念很完美，口号震天响，但具体到量化减排就寸步难行。这主要还是因为，减排其实不只是环境问题，更是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毕竟排放的本质，还是发展。

世界并不是平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不同，发展现状各异。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基础，技术积累还是经济结构，都有着巨大优势。它们早已度过“先发展后治理”的阶段，很多欧洲国家甚至已经进行了持续几十年的产业外迁，在上个世纪已实现碳达峰。这也是为何在气候问题上，西欧国家态度总是更为积极——毕竟早几十年前就不搞重工业，当然碳排放少。

但发展中国家可没那么潇洒。它们既不能放弃工业化，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通过发展三产实现经济增长，更没有足够的技术积累进行碳捕捉或低碳生产、规模利用可再生资源。若强行控制碳排放，代价很可能是牺牲国民经济。

更何况从微笑曲线看，发达国家占据了具有高附加值的两端，将高排放、高污染的中间环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承担了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满足了发达国家的需求，却又被要求承担减排义务，甚至承担“碳关税”，这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公平，可能形成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碳关税：也称边境调节税（BTAs），是对在国内没有征收碳税或能源税、存在实质性能源补贴国家的出口商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极易被用来推动贸易壁垒。

为了弥合这种差距，全球合作的基本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自身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帮助他们履行公约，发展中国家则不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控排义务。

然而这一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发达国家至今也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足够的帮助，而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不会主动牺牲国民经济来配合减排。

这最终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在气候问题上的撕裂状况。

另一方面，甚至在责任分配上也没能建立共识。究竟是碳排放总量高的国家减排义务大，还是人均高的承担主要责任？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当然不能接受以总量分责任。正如丁仲礼院士所说：“排放权就是发展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基本人权。”［4］更何况中国的碳排放有不少来自于生产端，却由发达国家消费。

丁仲礼：中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研究

但发达国家对此并不认同，认为不能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概念划分责任——即使发达国家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是非常分裂的，例如二产更为发达的美国就不认同欧盟成员国（包括英国）的减排计划。这种分裂甚至催生了“伞形集团”的概念。

伞形集团（Umbrella Group）：一个区别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的阵营划分，用以特指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议题上不同立场的国家利益集团，具体是指除欧盟以外的其它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俄国、乌克兰。

只能说想要世界大团结，共同面对气候问题，太难了。

话说回来，有没有实现了碳中和的国家？还真有：不丹和苏里南。

但这是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国家，不丹更是目前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显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2

用30年，走完一个世纪的路

尽管分歧很多，争吵很多，但中国在气候问题上，一直以来扮演着比较积极的国际角色，且取得的成绩也十分出色：

我国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首次向国际社会确立并公布碳减排目标；

2017年年底，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5％，提前三年完成2020年碳排放下降的目标；

2019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

可以看到，自2009年，中国提出第一个碳减排目标开始，均超额提前完成碳减排目标，且减排脚步至今也未有放慢。

剑桥计量经济学会（ Cambridge Econometrics）的Hect Pollitt更是指出，即使其他国家不做进一步承诺，仅凭中国的减排计划，全球变暖在2100年前也能够比预期升温低0．25度。［5］

但中国的碳中和之路仍面临着很多困难。

首先，时间非常紧迫。目前我国的经济体量大，且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均处于双增长。但从达峰到中和，只有30年的过渡期。相比较之下，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实现了碳达峰，美国则是本世纪初，过渡期长达50～70年。

其次，如何平衡减排和经济发展也是一大难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能源需求也持续上升，至今仍保持着3％以上的增速。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并不是一道选择题，中国也不可能接受以牺牲国民经济为代价完成碳中和。如何平衡发展与减排的双重需求，仍是3060目标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

第三，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任然非常高，属于高碳化能源结构，转型相对困难。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为48．7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3．3％，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57．6％，远超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石油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19．7％，清洁能源占比仅有15％，占比较低。受能源结构影响，能源消费在我国碳排放来源中的占比高达76．8％。

由于能源结构不够健康，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我国能源消费碳排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不对我国当前的能源结构进行深度改造，碳中和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但如此庞大的体量要如何转型，也是一大挑战。

最后，我国高耗能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仍然非常高，产业结构同样需要调整。第二产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仍有40％左右。这种产业结构结合化石燃料的广泛使用，共同造成了我国碳排放结构高度集中的特征。

从各细分行业碳排放结构上看，我国碳排放主要集中于电力与工业，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占44．64％，工业占比38．92％，两者相加超过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80％。如何革新传统的增长模式，摆脱发展路径依赖，也是未来将要面临的主要困难。